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视觉里的中国:再无人间四月天?******原标题:视觉里的中国:再无人间四月天?作者:格隆汇·青朴山1最美人间四月天,草长莺飞,到处都孕育着新的生命与希望。但最近两年,每年的岁末春交都会发生一些事,一些让人愤怒到怒发冲冠,一些让人冷到骨子里,却又无可奈何,乃至心灰意冷的事。2018年,是一个虐童后激起全国众怒,最后却毫发无损的三色幼儿园。而今年,则是一个洋人开的、打着版权保护之名,在全中国行敲诈勒索之实,最后被“重罚30万”的图片公司。
事情性质都差不多:都是经商的公司,都以一种赤裸裸违反法律,同时更挑战和破坏公序良俗底线,践踏人性底线的商业模式,有恃无恐地收割和羞臊着这块土地上那些老实善良的民众。事情的结局也差不多:那个令诸多母亲夜半哭醒的三色幼儿园,在官方尚未对事情定性时,就已闪电召开针对投资者的电话会议,提前“预知”和宣布,这个事件只会定性为旗下某个分支机构的个别教师的行为不端,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而事后结果,确实也如其所言,你不得不佩服公司的“预判”能力。而今年这个“人人喊打”的图片公司,也迅速勾兑出了皆大欢喜的“处罚”结果:“重罚”30万。资本市场也迅速报以掌声:短短三个跌停板后,公司股票竟然神奇开板了。同时公司不无得意地宣布:事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句话,我信。因为30万的罚单,多半还不如任何一家被敲诈对象向这家公司上缴的“赎金”多。在数不清的“绑架”作案项目里,公司就权当没收到赎金,“撕票”了一次而已。之后该干嘛,接着干嘛。简而言之,三色幼儿园也罢,洋人的图片公司也罢,他们都在明目张胆地作恶,而且招摇过市,从不遮掩,连戴一块蒙面头巾去打劫的土匪基本“礼仪”都省了。空剩下广场上一堆“被善良限制了想象力”的群众在那里目瞪口呆,风中凌乱。很显然,在他们眼里,作恶,已不再是一种行为,或者一种商业模式,而是一种权利,一种“他们”这样的少部分人才拥有的权利。我一直记得在三色幼儿园事件后,一位心已成灰的母亲写下的一段近乎绝望的字句:“我一直以为,头顶三尺是有神灵的;我一直以为,人性是有其底线的;我一直以为,善恶是会有因果循环和报应的;我一直以为,一个社会是鼓励善良而惩罚作恶的……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过去苦苦支撑我行为原则的这些“以为”,其实根本、根本就不存在。”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内心最美好的东西都已死去,剩下会发生些什么,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愈来愈呈现"逆淘汰"机制——你必须更坏、更恶、更无耻、更没有底线,才能胜出,终有一天,我们会自己埋葬自己?2在当下这个时点,继续“声讨”那家幼儿园,或者那家图片公司,意义都已不大。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坏人。他们如同蛆虫,绝无可能灭绝。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个正常社会,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运行规则?在人类进化史上,两件事彻底改变了人类,令人类最终从其他哺乳动物里脱颖而出:一是在5500万年前全球变暖的古新世时期,灌木蓬勃生长,人类进化出了“骄傲的大拇指”——它的生长方向与其他所有手指相反,从而便于人类抓、握树枝。这个关键进化,令人类与狐狸、兔这些只有爪子的哺乳动物彻底分道扬镳。第二件事,则是用以约束、规范、引导人类行为的规则、制度的诞生。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足够完备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图为:巴比伦汉谟拉比石头浮雕两个事件,谁更重要?答案是确定无疑的:后者。“骄傲的大拇指”出现了数千万年,也并未帮助人类创造出截然领先于其他动物的食物与财富,很长时间内,我们依然在茹毛饮血,我们冬藏食物的方式,也丝毫不比野狼将暂时吃不完的肉埋在雪地里更先进。但,规则与制度的出现,仅仅数千年的时间,就已让人类生产和积聚出足以养活庞大族群的生活资料与财富,族群数量得以迅速膨胀,并开始在整个地球上肆意蔓延。这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规则、制度的功能,是约束和引导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去做人类认知能力范围内对的事,同时杜绝和防范做错的事。前者,促使人类的财富创造得以一代代地累积,哪怕这种积累机制偶尔会被非理性的个体或小群体打断(典型如二战、十年浩劫),也丝毫不影响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大趋势。而后者则赋予了人类纠错和止损的能力,从而将任何错误损失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简而言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我们一直赋予起义前凶蛮残暴、起义建新朝后作派丝毫不好于前朝的农民起义以一种光辉形象,那么火烧阿房宫与打倒皇帝老儿分其田地的财富损毁与剥夺机制,就会一次次轮回上演。如果我们容忍作恶甚至给予奖赏,那所有人都会开始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无所不用其极。关键,这种作恶,会象瘟疫一样传染。没有人永远强势。五环内的人用假冒伪劣的工业品伺候五环外的农民,五环外的农民就会用甲醛浸泡蔬菜,用敌敌畏喷洒肉制品,去喂养五环内那批自鸣得意的人群。互害而已。一如那场十年浩劫:人性恶被激发后,成批成批的人们开始无底线地作恶和互害。最关键的是,时至今日,这批人,几乎没有一个在事后受到了惩罚。他们活得很好——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了一批蛮不讲理的老人。按年龄推算,他们多半是在十年浩劫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践踏底线的丛林法则是他们骨子里认可的规则: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多数时候,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因为聪明只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是自由的:如果社会规则鼓励并奖赏你去做一个坐在奔驰引擎盖上的泼妇,温文尔雅的风度和研究生的学历于你,就会是一种负担,甚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笑料。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教育,医疗,法律。无论社会多么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而于国家机器而言,在无偿收取居民税收后,建立并严格执行一套维护这些社会底线的规则与制度,是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规则与制度,谁在制定?谁在执行?导向哪里?非常重要。这个社会永远不缺蛆虫。我能接受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但必须泾渭分明。黑社会就该呆的阴暗角落里如同鼹鼠一样生存。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我无法接受文明社会以我们的资源和阳光,去为他们输血、去为他们洗白,去为他们背书——这是我断然不能接受的。他们合适的去处,是阳光照不到的,那些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或者监狱。国家机器的职责,是送他们进去。3按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制度的底层代码,其实是文化。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长期天花板,到底是技术,还是文化?经济或者商业的本质是交换。除非我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否则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最后都能归结为交换。所有关系中最多正向循环、最少事后累赘的,也是交换关系。做到对他人(国)有交换价值,也是建立良性人(国)际关系的前提。等价交换,最残酷,但也最善意。但很多文化并不遵循这一点。他们对财富的态度,更多是欺诈或者剥夺,而不是等价交换。这决定了很多盛极一时的国家或民族,最终要么湮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里,要么在历史的漩涡里旋转与轮回。秉承“杀豪强,分田地”原则的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一个经典案例。从宋到元到明到清,长达千年,中国人均GDP始终在一千美金上下徘徊,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千年之久。换句话说,你很难确定,宋元明清,到底生活在哪个朝代更幸福。
如同生物的进化,强调权利制衡,保护私有产权,践行等价交换的英格兰文化,是人类文化DNA的一个突变,但是这个突变适应了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然后拥有这个DNA的国家,就越来越壮大。而不适应进化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或者是恐龙就会被灭绝。所以不要沾沾自喜于所谓的5000年历史。中国人还没有创立文字,还没有进入青铜文化的时候,别人已经建立起来金字塔和法典了。但是他们没办法出来吹牛了,因为已经被灭族了。文明衰亡的原因,要么是因为自身的愚蠢,要么是基于精明的错误。错误如果是基于人们的愚蠢,虽然可能造成很大损失,但毕竟还有希望。人是会学习的动物。当他们不再愚蠢时,那些错误就会被调整和改正。可是,如果错误是建立在人们精明的基础上,明知是错,为了一己之私还刻意掩盖、维护,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人们越善于学习,越精明、越能干,这些错误就越坚固,越难以撼动。人类历史上很多盛极一时文明的衰落,如古希腊、古罗马,皆源于此。4尾声近代才女林徽因一直都是一个传奇,其人如诗,宛如一阵清新的风,既不甜腻,也不灼热,温暖而纯净。1934年4月,如此热爱生命的她写下了一首唯美的现代诗《你是人间四月天》,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20世纪50年代,林徽因与其夫梁思成因坚持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林徽因皆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面对面的冲突。随后,林徽因的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1955年4月1日6时20分,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仅51岁。人间再无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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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原标题: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有的人沉迷于他们纸醉金迷的爱情生活,有的人却敬佩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真正了解建筑历史人,应当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处的时代,中国根本连建筑史都没有,更不要说让中国的建筑被国际承认。可最终,林徽因因为北京城楼被拆,拒绝吃药,愤懑而死,梁思成先生也被折磨成一身病痛,虽然靠着林洙的照顾得已多活一些日子,可内心的痛苦,无人理解。国难当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而是共赴国难,宁可四处避难,也不肯接受国外友人的帮助。这一点,他们值得所有人敬佩。一、李庄避难李庄是四川一处很小的地方,在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个小地方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几乎全国大半的知名人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他们的营造学社,同样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避难时光。那是1940年的冬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几乎全部的资料来到李庄,并且在这里开展自己的新的生活。了解林徽因的人应该知道,她的性格是外向的,是喜欢热闹的,也是真正过过好日子的人,可李庄的生存环境,根本称不上有多好。
那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居住的小村子,没有先进设施,连吃水都要上村外的水塘里去挑,至于电灯更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存在。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采油的小灯,日子别提有多艰难了。梁思成给自己家取名为月亮田,因为租住的是农舍,外头用竹子围了起来,晚上月光能给招进来,很是应景。当然,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也会常常出现在房间里。
这里的环境,比起昆明避难的日子还要艰难,后来林徽因的好友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昆明时,林徽因自己经常干着女佣干的活,比如说上街用瓶子打醋之类的。而在李庄,她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这上面,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腰疼到站立都困难,可能这些活看上去没什么,别忘了,林徽因从小长大几乎都是有人照顾的,如果她愿意,去了国外依然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不愿意。
二、新月才女,昔日光阴林徽因自己是不喜欢做家务的,可当真的困难日子到来了,她也会去做。她曾和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信,吐槽自己做家务活。她觉得并不是不想做这些活,而是这些活浪费了太多的精力,错过了素昧平生但非常有意思的人们,所以她会尽量快点做完活,然后去和他们聊聊,可是家务却似乎永远做不完。
对于林徽因而言,肉体上的痛苦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好在,她还有个爱她的老公梁思成。梁思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的种子,然后再嫁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上,不久就结出了果子。当地的农民还不认识西红柿,觉得很好奇,林徽因便给他们无偿送了不少秧苗。农民本来就是淳朴的,见这位相貌不凡的女士很善良,便投桃报李,也送上了自己的善意。
林徽因呢,因为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心情就好起来,家务也干得开心了不少。家里的屋子虽然简陋,林徽因虽然自己说自己不会做家务,可去过的人都会发现这里非常干净整洁。而原本空荡荡的屋子,也开始有了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拜访。有人,就有活力。或许,林徽因的性格便是如此,太爱和人交流了,她擅长从交流中抓住一些灵感,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绚丽起来。
三、享受生活,绝不会耽误工作林徽因在哪里,哪里便有欢笑。她的性格本就如此,后来李庄的村民都爱来找她聊天,聊聊自己姑娘的嫁妆,自己女儿的聘礼之类的家长里短。一时之间,那份太太的客厅里的欢乐,在李庄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而除了生活的日常,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没有忘记工作。他们和同事一起,编写《中国建筑史》这篇巨作,用最原始的手写和石印。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当时最巅峰的建筑文学,更是无数人的心血。可惜的是,林徽因的身体不好,李庄的日子艰难,她的肺病总是反复。
卧床不起的她,总是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十四史》堆在床头,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都靠着她来整理和校阅。费慰梅回忆她来见林徽因时候的样子,她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那时,她和费正清多次劝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可都被婉拒。林徽因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二哈照顾小主人,结果却教宝宝“爬行”,感觉要被它带偏了******原标题:二哈照顾小主人,结果却教宝宝“爬行”,感觉要被它带偏了有人常说狗狗跟孩子一样,都喜欢玩而且也很调皮,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让狗狗当孩子的玩伴,虽然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也别想得太简单了。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喜欢毛孩子,另外家里没人反对的话,的确是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让孩子的生活更丰富一些,另外也能让自己更轻松,但是在选择狗狗时还是要注意,可马虎不得。首先并不是所有犬种都喜欢小孩,再者一些狗子把自己当成主人的“唯一”,不允许他人跟自己争夺主人的“宠爱”,甚至包括小主人,部分小型犬虽长得可爱又萌,但有时却也很小心眼。我们带狗遛弯时,时常能看到一些大狗狗,除了大家熟悉的金毛犬外,像哈士奇、边牧、阿拉斯加都是很喜欢跟人接触的,它们很温和很友善,甚至懂得讨好小孩子。
别以为二哈平时只懂得卖萌,其实它除了脑洞很大外,包容心也是很大的,它不仅喜欢跟人接触交流,而且还非常喜欢小孩,哪怕小朋友惹恼它了,它最多也就躲着孩子。有位宠主家里有一只哈士奇,这家伙已经两岁多了,不过在一年前宠主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从小主人出生开始,二哈就变成了它的玩伴,特别是从它四五个月开始。
小主人不久长得很快,而且也懂事了很多,它现在还懂得主动找二哈玩耍,不过让主人开心的是二哈很热情,从来不会拒绝跟小主人一起玩,虽然二哈要比宝宝大好多,但是它却很懂得分寸。在前段时间,虽然小主人还不能自己走路,但是它已经学会了在地上爬行,可是宠主却发现了宝宝学会爬行背后的“导师”,没想到小主人还学得很快,那这位“导师”是谁呢?
其实教小主人学会爬行的“导师”就是二哈,宠主平时很放心让二哈跟宝宝一起玩耍,因为狗狗都是四只脚走路的,而且孩子最初也就是会爬行,加它这个年龄段模仿能力很强,所以很快就学会了。二哈很喜欢宝宝,在家里只要小主人去找它,它都会跟宝宝玩一会儿,铲屎官发现小主人也很喜欢跟哈士奇待在一块,看来二哈在哄娃方面还是很有一套。
二哈在地板上跟小主人玩游戏,像是在“斗牛”一样,宝宝不停爬向二哈,二哈也会懂得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看着它们玩得那么开心,网友们表示是不是又想让他养二哈了。在宝宝5岁以内,最好别让孩子单独跟狗狗待在一块,特别是大型犬,因为主人有没在场,有些狗狗对宝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网友:小主人恐怕要被带偏了。(本文禁止“光明网”抄袭搬运)